推荐给好友 上一篇 | 下一篇

汉代文学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2012年8月16-18日,汉代文学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隆重召开。会议由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文学遗产》编辑部共同主办。来自台湾、香港和内地各大学的70多位从事汉代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学者参加了此次大会。
        16日上午,研讨会在紫玉饭店拉开帷幕,开幕典礼由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任赵敏俐教授主持。与会嘉宾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周建设、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刘跃进、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左东岭、台湾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朱晓海分别致辞,接着进行了大会发言。16日下午-18日上午,大会在北京市政府宽沟招待所分三组共举行了十八场专场研讨,多场研讨出现激烈的话语交锋、来回论辩的精彩场面。18日下午, 大会举行了闭幕式。三个讨论组的召集人黄灵庚教授、方铭教授和俞志慧教授分别对会议期间各小组的讨论进行了精彩的总结。方铭教授主持了大会闭幕式。赵敏俐教授致闭幕辞。
        本次会议共收到了60余篇质量较高的论文,涉及了汉代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多个方面,关系到文学、音乐学、政治学、思想史、宗教等各个领域,集中于政治文化环境对文学影响,文学本身问题研究,考据、疏证与注释,思想史问题,《史记》、《汉书》研究等几大类,创获丰厚。
        大会的主题是汉代文学与文化,将文学研究投放到汉代文化的大环境中,所以本次会议提交的论文大部分是与宽广的文化研究相关的,许多学者将眼光放在社会政治与文学关系上,直接探讨政治文化环境对文学影响。许志刚《论汉初文学的秦文化语境》认为汉王朝对秦文化的移植是全面的。秦文化至少在政治思想,朝廷礼仪,刑法,职官设置等四个层面深刻地影响、制约着汉初社会与文学。这是汉初文学生存与发展的环境。文章论述全面,颇有创见。刘德杰《汉章帝与东汉前期文学的繁荣》注意到了帝王或皇族对文学的作用,认为章帝爱好文学,奖掖优容文学之士,开创了以文学取士、从社会中下层博召文士的选士制度,还在自己的文学创作和其他文学活动中推崇典美文风。这些因素对整个东汉文学的发展都有深远意义。龙文玲《西汉社会转型对王褒文学创作新变的影响》认为王褒文学成就的取得不仅得益于其本人的俊才,而且也得益于汉宣帝时期社会转型的时代之助。王德华《汉武帝时代两越西南夷开发之争及文章创作中的文化地理观》一文视角独特,从文本出发探讨了武帝时期不同的文化地理观,反映了文学与政治、地理文化复杂的关系。刘安《上疏谏伐闽越》代表了反开发者的华夷之别的文化地理观,而司马相如《喻巴蜀檄》、《难蜀父老》则反映了主开发者的地理扩张与文教传播并进的大一统的文化地理观,二者对后世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韦春喜《论汉代人才培养、选拔对〈诗经〉的影响》认为汉代人才培养、选拔的政策转变,决定了注重师法家法、删减章句、疏远今文而渐重古文的《诗》学风气。单良《西汉文人的汉家文化意识与臣子之义》主要探讨西汉文人汉家文化意识的形成及践行,进而思考文学如何从地域属性和旧时代遗痕转化为具有大汉王朝崭新的精神品格。赵辉《先秦文学主流言说方式的生成》对汉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提供了反思。

        在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上还有一些学者从更具体的方面讨论这个问题,赵敏俐《读书仕进与精思著文——论汉代官僚士大夫与文人文学之关系》、蔡丹君《西汉郎官制度对赋家及赋作的影响》、柯镇昌《论司马迁的贵族精神及其时代意义》这三篇文章都属于分析汉代文人与文学创作关系的。其中,赵敏俐的文章最具代表性,文章从五个方面讨论了汉代官僚士大夫阶层的形成与文人文学的关系,认为中国的“文人阶层”实际上是在汉代才正式形成的,在中国古代本来就没有一个与我们当代完全相对的“文学”观念,也没有一个专以文学为职业的创作队伍,从汉代以后,中国古代文学的主流正是这些儒家读书人、特别是以这些儒家读书人为基础的官僚士大夫的诗文写作。因而,要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就不能不研究它们与中国古代官僚士大夫之间的关系,舍此便无法理解中国古代文学的本质。蔡丹君的《西汉郎官制度对赋家及赋作的影响》认为,赋家的身份本身以及他们所处的政治环境,一直是他们在创作赋体文学作品,展开对赋的理论思考等种种方面不断发生转变的根本动因。陈君《汉晋之间的“青土隐逸”及其文化意蕴》一文详细地论述了汉代的青土隐逸及其儒学特征,并指出了逢萌、邴原等汉魏学者以儒学而为隐逸的特征对西晋时期的“青土隐逸”的影响,最后还指出了对陶渊明隐逸思想也有一定的影响。这篇研究青土地区文化的文章值得重视,对于青土文化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尤其对陶渊明思想研究也提供了一些借鉴。
        本次会议另一讨论的热点就是考据、疏证与注释类的研究,有对某些词语的解释,有对某些作家生平事迹的考证整理,对某些历史问题的考辨,对作品版本、流传问题的考证,对某些作品的疏证注释等。这其中,李炳海《音译与意译的叠加重合——汉代文史典籍对相关语种所涉名物的处理》一文最富有新意。他认为汉代文史典籍对于相关语种所涉名物的处理,采用的是音译与意译叠加重合的方式。所用的汉字一方面具有标示读音的功能,是所涉名物在原来语种的读音;另一方面,这些汉字还有表意功能。这种特殊的处理方式,与汉代的经学和文化风尚密切相关。胡旭《冯衍年谱》就对冯衍的生平事迹进行了详细考证,列举了冯衍一生所经历的事件和冯衍作品的创作情况,对于研究冯衍及其作品有重要作用。而徐华《刘歆〈遂初赋〉及其史实辨说》则通过刘歆现存唯一一篇旨在叙事写怀的作品《遂初赋》来探究刘歆当时的境遇及心态,考证了刘歆的生平行迹,证明了他在当时政局下的无奈,以期学界能够公正评价刘歆及其作品。朱晓海《论贾谊〈吊屈原文〉》一文不仅对作品进行了解读,深度考察了贾谊作文以自喻的心境,还详细地分析了入选《文选》的原因。鲁红平《关于司马相如“东受七经”》一文认为司马相如因深通儒家经术,才成为武帝时汉赋代表作家,而他通经术的途径也只有接受文翁之遣。虽然“七经”是后来语,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司马相如“受经”这一事实。他极有可能在建元元年被遣,到建元四年或五年回蜀,执教吏民。许云和《少翁以方夜致王夫人、李夫人神貌考》一文从历史考据的角度重新考察历史文献,认为武帝朝本有武帝令方士为王夫人和李夫人致魂二事,为王夫人致魂的是少翁,而为李夫人致魂的则非少翁,乃是另一方士,只是班固不察,沿元、成间旧说,将为李夫人致魂之人误作了少翁。虽然文章在一些问题上有待进一步探讨,但是文章的思路值得借鉴。同样关注历史问题的还有俞志慧《吴越争霸大事表》,文章通过考证,明确了吴越争霸期间所发生的大事,并按时间顺序详列成表,对于吴越争霸时期的历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对于重要文献的流传整理与勘误也是此次会议关注的一个方面。这一类的代表文章主要有姚晓鸥、孟祥笑的《简册制度与<天问>“女娲有体”句的错简问题——兼谈<天问>在汉代的流传与整理》和易小平的《西汉诗文辑补勘误》等。前者主要从古代的简册制度入手分析了《天问》“文义不次序”情况产生的原因,并通过分析《天问》在汉代的流传与整理情况得出了“《天问》中‘女娲’八句在王逸之前可能已经发生错乱”的结论。后者认为逯钦立先生辑录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汉诗》和清严可均辑录的《全汉文》中存在着一些缺漏和错误,并通过详细的考证对其进行了一番辑补勘正。刘跃进的《关于<文选>旧注的整理问题》一文从经典文献的细致阅读的重要性入手,寻找《文选》解读的途径,并论述了《〈文选〉旧注辑存》一书的编纂情况。此文观点富有新意,对于《文选》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还有许多学者致力于对于前代文献、文学作品的疏证注释。黄灵庚的《〈古诗十九首〉札记》依照李善、五臣旧注对《古诗十九首》重新进行了一番比较深入的解读。文章不仅对诗中关键字句的注释进行了一番考证,而且从鉴赏的角度分析诗句字里行间所体现的韵味。虽为“聊申己见”,但文章对于《古诗十九首》的注释和解读有着比较重要的参考意义。王霄蛟的《贾公彦<序周礼废兴>疏证(一)》一文鉴于贾公彦《序周礼废兴》的重要性和前人关注不足的现实,对该文中出现的关键语词、人物事件以及一些概念作了一个梳理,对一些困惑提出了自己的判断和依据。
        关于汉代诗赋的研究是本次会议的重要内容。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本次会议有一组关于汉鼓铙歌的文章。刘刚的《汉铙歌<石留>句读、笺注与本事考论》一文重点研究了汉铙歌中的《石留》一曲,以秦汉声韵和语言逻辑停顿入手,为其句读;以训诂原理为基准,并借鉴秦汉谶语歌诗体解读方法,为其笺注;以历史文化语境和文献史实为依据,考论推理;初步标点、解读了这首困惑学界千有余年的乐府铙歌。文章认为《石留》是在汉初特殊的政治背景下,以隐讳方式为汉开国功臣韩信鸣不平的别具寓意的乐府歌诗。另一篇关注《汉铙歌》的文章是姜晓东的《〈汉鼓吹铙歌十八首〉四首简释》,文章在赵敏俐教授《〈汉鼓吹铙歌〉十八曲研究》一文所提出的“解读这一组作品,应在‘得其大意的基础上,慎重地运用常规的训诂之法’”这一思路的基础上,结合考古实物、字词训诂、比照旁参等方法,对《汉鼓吹铙歌十八首》中的《朱鹭》、《将进酒》、《思悲翁》、《雉子斑》四篇作品进行了新的解读,特别是《朱鹭》一篇,依据考古实物提出新说,值得重视。韩高年《汉铙歌〈将进酒〉作时及其他——兼论汉代的宴会歌诗评诗风气》认为,《将进酒》一诗,反映了西汉时期贵族社会宴会歌诗评诗的现象,结合史籍所载来看,这种现象是武帝朝时胡、夷之乐输入后引发的求新求异的歌诗创作的产物。其中特别引人瞩目的是“歌者”、“讴者”在诗歌传创作与传播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在宴会评诗中语涉阳阳的诗学思想与当时正统诗学思想的不同。此外还有高人雄《汉铙歌与北朝乐府民歌之比较》。以上论文,从多方面推进了汉鼓吹铙的研究。
        在汉代诗歌研究方面,冷卫国的《文学接受与中国古典诗歌的语词训释问题》,文章对《古诗十九首》中的“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两句进行了重新解读,认为应该把作品放入到文学史的大背景下,放入到文学接受史的范围内来寻绎历代关于该诗的解释。王奎光《意悲而远  惊心动魄——〈古诗十九首〉中的忧生诗论析》从忧生诗的思想内容及行为取向、悲剧性情感及其产生根源、艺术表现及其审美风格、诗学意义等几个方面全面对忧生诗作了论述,舒大清《汉代上层文人心态与东汉文人五言诗幻灭感》讨论了汉代上层社会文人心态与文人五言诗的不同。林大志《建安代言体诗论》从整体上梳理了建安时期代言体诗作的情况。刘运好、王莉《论汉代寓言诗及与其他文体之关系》认为一种文体的形成、发展与成熟,既是文学诸体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共生的结果,也是文体内部对这种影响、共生关系的有机选择的结果。研究文体之间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就可以揭示在文学发展过程中文体之间艺术因素的互相转化、互相渗透的文学发展史观。胡小林《论乾嘉诗坛对汉代诗歌的接受》乾嘉诗坛对于汉代诗歌的接受,继承了中国诗歌史对于汉代诗歌的一贯褒扬态度,扭转了清初汉代诗歌一度遇冷,诗学发展无根基可依的偏狭格局,保证了乾嘉诗人在唐宋诗之争的大潮下,依然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诗歌的源流之别,从而树立诗歌史上真正典范之作,把持住诗歌发展的正确走向,为清代诗学建构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诗学资源。郭建勋、刘祥《汉魏六朝诗歌中的宫廷女性之怨》将汉魏六朝诗歌中的有关女性的怨诗分为三类,“宫怨”类叙写了宫闱竞争的残酷与失宠妃嫔的悲怨,“和亲”类公主远嫁异域、青春被毁的忧伤,乐府诗题以及风格香艳的宫体诗则揭示了地位低下的宫女在生活中只是被玩狎的对象,在诗歌中只能是审美性物化符号的悲惨命运。在乐府诗研究方面,吴相洲《汉代乐府学史概述》一文从乐府活动情况、乐府诗留存情况、乐府学研究情况三个方面概括性地描述了汉代乐府学史的现状。许继起《乐府总章考论》一文则从历史角度考察了总章的演变过程,详细考察了汉魏晋六朝乐府机关中总章乐署的设立、职官的建置,揭示了这一音乐职官制度产生的原因、背景及相关职能。刘玲《从服饰看汉乐府的世俗性与娱乐性——以〈羽林郎〉为中心》从服饰的角度考察和解读汉乐府,角度独特。与之相关的论文还有范子烨的《浩林•潮尔与胡笳:汉晋時代的喉音艺术及相关的文学文本问题——以繁钦〈与魏文帝笺〉为中心》一文,文章详细的介绍了呼麦和胡笳这两种古老的喉音艺术,从音乐学的角度阐发了《与魏文帝笺》的文化特质与艺术价值。
        在赋体文学研究方面,汪春泓《从武化到文化之转变谈汉大赋的形成》认为大致在前汉景帝、武帝朝,汉大赋迎来大盛的局面。陈丽平《〈列女颂〉文体特色及遭六朝批评冷遇原因》在梳理了汉代颂体发展趋势后,总结了刘歆《列女颂》对汉代颂体创作的因循与创新,最后揭示出古今学者对其漠视的态度是因为刘歆《列女颂》与汉代传统的颂体创作特征的背离,如在规模、取材、道德倾向等方面。杨允《赵壹、祢衡咏鸟赋研究》以赵壹的《穷鸟赋》和祢衡的《鹦鹉赋》为研究对象,深入分析两位作家的精神风貌与艺术追求,探讨作品的特点及其产生氛围。管宗昌《〈七发〉及唐前“七体”赋作创作主旨再讨论》认为《七发》除了“戒奢”外,还有一条讽谏主上举贤任能的主旨,这可以看到诸多先秦时期文学因素的影响。自《七激》始,“七体”的题材由问疾转变为招隐,但是这一讽谏主旨一直未变。史文《班彪〈北征赋〉和杜甫〈北征〉之比较研究》从两者之间的对比中,探讨了纪行性的作品的继承和发展;也看到了文人抒情手法的发展成熟。与此相关的作家作品解读,则有方铭《滑稽家及东方朔与屈原》认为东方朔既有嬉戏人生的一面,又有直言切谏的经历,他的作品具有深刻的内容,而《七谏》一诗对屈原的评价,可以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屈原的有关问题。谢建忠、张华林《论刘桢的文气说及文学实践》刘桢在文学理论上的重气之论曾得到刘勰的重视。刘桢文气说不仅早于曹丕,而且具有自身的特点和原创,并深刻影响到其创作“文最有气”风格的形成。
        在《史记》、《汉书》等史传文学研究方面,与会学者比较重视《史》、《汉》结构与笔法的研究。丁恩全《陈衍的〈史记〉文章学研究》一文认为陈衍的《史记》研究所指出的“机杼”、“线索”以及“提振”等概念在《史记》中的运用,是最值得注意的,其中有些观点与当代叙事学不谋而合。其文章学研究方法借鉴了现代分析综合法,相对于归有光以来的“圈点法”有巨大进步。洪之渊《〈屈原列传〉的叙事节奏分析》有效借鉴了西方叙事学的相关概念和内涵,认为 《屈原列传》塑造的屈原形象只能被称之为扁平人物;在这种效果的单一之下,潜藏着一种绝妙而复杂的技巧。李洲良《史迁笔法:定褒贬于论赞》一文是对《史记》史论方法的深刻探析。他认为如果说史迁笔法中寓论断于序事、藏美刺于互见意在画龙,那么定褒贬于论赞则意在点睛。体现了史家从道德评价主题到历史评价主题的转变。认为《史记》论赞有显、隐之别并做了具体论述。凌朝栋《蕴涵褒贬与叙事需要的称呼——以〈项羽本纪〉中对项羽称呼的变化为例》从司马迁对项羽称呼变化的角度探究了《史记》中叙事与议论的关系,认为这些的称呼的变化反映出司马迁寓褒贬的“春秋笔法”,主体上蕴涵着对项羽一种褒扬赞赏加悲悯的感情,同时也是烘托人物形象的需要,使项羽形象生动逼真。刘国民《情节结构的虚构是历史文本的最大虚构——以司马迁的<史记>为例》认为,历史文本的叙事具有虚构性,不仅表现在某些事件有一定的虚构成分,而且表现在历史文本的情节结构上,结构的虚构是最大的虚构。史家从众多的历史事件中选择一定数量的事件,根据某种情节编排的模式,而结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马铁浩《从亦子亦史到亦经亦史——<史><汉>之际历史撰述探微》一文了追寻《史》、《汉》之间历史撰述的发展脉络,从比较二书的目录学归属出发,抽绎出两汉之际史学从亦子亦史到亦经亦史的演进轨迹。张旭晖《论<汉书>列传章法的方智风范》一文界定了《汉书》方智风范的含义,认为与《史记》相比《汉书》文章结构更明朗,所涵括的义理基本在儒家范围内,行文上以理率情,以法束文,并且具体论述了其在章法上的表现。此外,王启才《论汉代奏议的议政内容》一文对《史记》、《汉书》中奏议的内容作了具体辨析。认为其范围包括反思历史、藩国问题、匈奴问题、经济发展、思想文化建设、安民抚众、尚德缓刑、指陈时弊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郭院林《<史记>项羽形象塑造与司马迁的精英意识》一文认为司马迁将高祖与项羽形象从出身、行事、性格等方面相比较,隐藏在史家的褒贬。这一做法反映了司马迁的精英意识,他接续孔子作《春秋》的精神,把握话语权,在道统上抗衡政统。此外,在汉代散文研究方面,有巩曰国《〈淮南子〉与〈管子〉》关注到《淮南子》与《管子》之间的关系,认为既有对《管子》文本的袭用,也有对《管子》思想的继承,这与汉初的社会思潮和该书的编撰意图有关,也与淮南王刘安门下聚集了一部分来自齐地的学者有直接关系。这成为其后七体作品的基本内容,只是在不同阶段、不同作品中表现程度与方式有所差异。尹玉珊《桓谭〈新论〉的误读与子书的辩难传统》从司马贞对《新论》文本的误读入手,论述了从先秦到汉魏子书辩难的传统,并且分析了辩难传统对汉晋文学样式的影响。
        在汉代小说研究方面,杨树增《小说的兴起及汉代小说的类型与特征》,指出中国古代小说的形成期在汉代,并且分析了小说的兴起与汉人的小说观念、汉代子史故事类和神怪故事类小说的特征。魏鸿雁《试论汉代以小说解经》注意到汉代小说本身所具有的历史性特征,使得汉儒虽然视小说是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但汉儒在解经和阐述儒家思想时却往往喜欢利用小说内容进行说理。汉儒在造作小说时为了解经的需要对历史进行了改铸、摹写、加工创造,形成了汉代的经学小说。张树国《焦氏易林》中西汉小说钩沉——兼论《易林》的作者与时代》一文分析了《焦氏易林》中采用的大量西汉小说资料,其故事类型分为谶纬类、记异类、仙鬼类和杂传类。并且提出了其作者不可能是西汉昭宣时代的焦延寿,而应是两汉之交的崔篆。
        本次会议还对思想史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孙少华的《汉代黄老思想的学术生态及其对儒学的影响》一文,考察了汉代黄老思想的流变问题,认为汉武帝之前,黄老之学是汉代实现政治统治的思想基础与主流学术。而自汉武帝时期起黄老一变而为三支:与神仙之学结合的黄老之学;接受儒学并在儒者中流传的黄老之学;流入民间在隐士中传播的黄老之学。东汉末年儒家中流传的黄老,成为魏晋老庄之学的先声。该文主要论述了汉武帝独尊儒术前后黄老之学的流变。普慧的《西汉礼教:国家宗教神学之意识形态——董仲舒的礼教神学思想》一文则从意识形态角度论述了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形成的以董仲舒的礼教神学思想为基础的西汉国家宗教神学。曹胜高的《论两汉玄学思潮的萌芽》一文则论述了玄学思潮的萌芽问题。文章认为,秦汉时期,儒道思想逐渐兼容其他学说,并交融整合。在这过程中,学者们将宇宙论的探讨不断转化为本体论的思考,使有无、本末等成为亟待深入讨论的哲学命题。而汉代强调礼教规范,在东汉不断与个体自我之间形成对立和冲突,使得名教和自然的关系,逐渐成为急需解决的思想命题。魏晋玄学的形成,正得益于两汉玄学思潮的不断积累。以上三篇文章分别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整个汉代社会的思想问题,基本为我们描述出了汉代黄老、儒学、玄学思想的发展流变过程和相互影响,对于研究汉代思想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次会议是汉代文学学术研究的一次盛会,是新时期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召开的第一次汉代文学为主题的专题学术研讨会。赵敏俐最后进行了大会总结。他认为,此次参会论文反映了当下汉代文学与文化研究的现状,从文体方面来讲,涉及了诗歌、赋、散文等各个方面,从研究的问题来讲涉及了文学与政治、经学、艺术等多个领域的交叉研究。从作者的队伍上看,与会学者以中青年学者为主,说明了汉代文学研究的阵容正在逐步强大,汉代文学研究具有非常广阔的开拓空间。同时他还指出由于汉代本身的历史特征和汉代文学自己的特点,汉代的文学研究一定要和文化联系起来,并且这也顺应了现在文学研究向文化靠拢的转型趋势。他认为此次会议另外一个重大的收获就是增强了对汉代文学的认识,提高了学术研究自信心。相对与其他时代的文学研究,过去的汉代文学研究和活动显得相对冷落,但是汉代有四百年的历史,而且是一个盛世,汉代文学大有可为,期待能够有更多的成果出现。

                                                                                                                                              (崔冶 张旭晖 亓晴)


今日访问量:15450332 总访问量:82870009